白敬宇药业的传承与发展：20世纪30年代白敬宇药行迅速向全国的各大经济发达的城市扩展，先后在北京、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西安、汉口、长沙等商业繁荣城市设立了白敬宇药行。1934年，白泽民在南京朱雀路租赁上海大厦的一楼和三楼，设立白敬宇眼药庄总店，后改名为白敬宇眼药行，并将上海大厦的一楼设为营业厅，三楼设为生产间，将南京白下路152号设为南京白敬宇药庄分号。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白敬宇药行已在全国各地发展到24家分行，已形成全国唯一一家具有连锁规模的制药企业。随后白家在京汉、京沪等各铁路沿线以及各地的分行做大型广告，并利用报纸、橱窗广为宣传，扇子、草帽也成了宣传工具，每年夏天把大量印有"白敬宇眼药"标志的草帽分发给人力车夫，既可遮阳，又做广告。由于药品质量好，疗效高，深受患者的喜爱，白敬宇眼药已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名药而享誉全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白氏父子被迫关闭各地的分行，白瑞启让白泽民将药厂迁往重庆，在重庆歌乐山建"敬宇山庄"，自己携家眷暂避香港。抗日战争形势明朗后，白瑞启从香港返回内地重庆，定居在歌乐山。虽然局势严峻，白氏父子顽强坚持，克服重重困难把药厂维持了下来。
为了度过艰难的岁月，白泽民创立了推销员的销售形式，即由推销员把药品带到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后方各省广为推销，设立代销点以打开销路，并逐步把这种行之有效的销售形式加以健全，形成制度。随着推销员制度的不断完善，推销员队伍已成为白敬宇药行经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日后白敬宇眼膏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各国奠定了基础。
白泽民不仅是一位执著和成功的爱国实业家，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与唐柯三、陈敬畲等回族爱国人士在汉口组织了“ 中国回族救国会”，并担任理事。他结识了马寅初教授、马宗融教授、白寿彝教授等爱国人士，密切配合社会各界贤达共谋抗日救国大计，并诚邀同在重庆的郭沫若和老舍先生帮助编写一部表现回族人民抗日救国事迹的剧本，以推动民族团结，共同抗日。最后由老舍先生执笔编写了一部话剧《国家至上》，由白泽民出资排练并在重庆公开演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台儿庄会战前夕，全国人民对抗日将士寄以厚望，白瑞启、白泽民父子令在重庆等后方的白敬宇药厂赶制了30万只瓜子眼药，捐献给前线为抗日奋战的爱国将士，表达了他们支援抗战的一份心意。
1940年，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发表抗日反蒋演说，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捕入狱。马夫人找到好友白氏父子，请求保释马寅初先生出狱。父亲白瑞启即刻安排白泽民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释，并表示所需经费由白家一力承担。白泽民不顾风险，不辞劳苦地会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和社会贤达，为营救马寅初先生而四处奔走。
抗日战争胜利后，白泽民以重庆为中心，接收汉口、南京等药行，改进、完善管理制度并建立管理处，设立新式会计，健全了财务制度。北京、天津、定州的白敬宇药厂和各地的分行由此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后，白泽民又以南京为中心向华中，江浙和广州、香港等地拓展。白敬宇眼药遍及全国各省并远销东南亚各国，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外展览会，1947年在巴拿马万国展览会上首次获得国际金奖，首开中国医药产品走向世界，并在国际上获奖之先河，为中医药在国际上赢得了殊荣。此后，国民政府也给白敬宇眼药戴上了各种桂冠。白敬宇眼药先后共获得各类奖状、状章20余种，并被国民政府授予中央卫生署化验许可特效治眼良药。此时的白敬宇品牌已享誉中外，白敬宇药行达到了鼎盛时期，白氏父子成为了中外闻名的实业巨子，被誉为中国眼药大王。
新中国诞生时，白泽民正在香港，但他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发展。当他得知党和政府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时，感到欢欣鼓舞，1952年便毅然决定回国，从香港回到南京，得到人民政府充分信任和帮助。他拥护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积极带头进行公私合营，并多次在南京的工商业者会议上发言，畅谈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亲身体会，起到了一个爱国工商业者的带头作用。1955年3月，南京白敬宇药厂积极申请公私合营，成立了公私合营南京白敬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他的爱国表现，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公私合营后白敬宇制药又一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先后有雷迅制药厂、新生制药厂、健康制药厂、马应龙眼药号、白下制药厂等10家并入公私合营南京白敬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品种不仅有化学合成制剂药，而且还有化学合成原料药。在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原本全靠从美国进口的冰片断了来源，白泽民决心搞合成冰片，走国产化道路，他带领技术人员攻克了众多技术难关，建立了人工合成冰片车间，大量生产冰片，不但解决了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还能出口创汇。鲸鱼牌冰片质量好，信誉佳，被誉为白敬宇制药的又一名牌产品，出口到香港和东南亚各国。
白泽民是一位事业心极强的爱国实业家，但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72年在他才67岁时就过早地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